包凡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著名英语写作专家。

　　1963年出生于杭州一知识分子家庭，1980年以全省英语类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先后在新华社担任记者、英文编辑等职务。1988年留学加拿大，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以及MBA学位，毕业后曾就职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97年回国加盟新东方。
 
　　包凡一很低调，从不轻易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他个人的报道或专访寥寥无几。对于他的了解，你不得不从那些有关新东方的发展史中，从那些涉及他的描述中，捕捉一丝若有若无的信息。

　　可包凡一也不太习惯谈自己，如果一定要采访，他会用其哲学家般的头脑给你一个无懈可击且颇具思辨色彩的理由，“每个人都担负着社会、家庭以及自我的多重角色，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他在社会关系和家庭中的角色不同，他的表现和价值观念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很难定位。我不是一个为迎合大众趣味而喋喋不休自我表现的演员，所以不太习惯于谈自己……”

写作中心：从普通到独特

　　1997年申请出国的学生是幸运的，那年，包凡一归国创立了新东方写作中心，并和何庆权合写了《留学书信写作指导》。这一年，在包凡一的帮助下，很多本来没有希望拿到奖学金的人拿到了奖学金，而那些本来已经拿到了奖学金的人，在他的指导下申请到了更好的学校。

　　我们都知道，个体所受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路。在包凡一的眼中，每个人都有必要把自己展示出去，也都有可能地进入一流大学。可在申请时，中国学生往往都会有无所适从之感，他们根本不知道外国学校想录取什么样的人，所以在留学申请的写作中也往往会落入俗套。最后往往丢西瓜捡芝麻，忽略掉了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流于庸俗。

　　学英语的人都知道，“听、说、读、写”中，写作最需要真工夫，一般人即使其他三项能力都不错，拿起笔来往往仍然不知道如何下手。包凡一在加拿大的温莎大学留学时，有一天导师对他说：“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录取你吗？是你写的那封英文陈述信打动了我。”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包凡一意识到了写作的重要。

　　在浙大或者其他大学的千人讲座上，一向挑剔的学子们常常心甘情愿地枯坐3个小时，聆听包凡一讲述“留学文书的写作技巧”。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场景，但话语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不时地使人们哑然失笑——稳重而不沉重，深刻却不单调，这就是包凡一与众不同的课堂。

　　在他眼中，学员分为两类：ＭＢＡ专业和文理科专业学员。他会按这个分类对其分别加以指导。对于ＭＢＡ学员来说，很难拿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一般来说两年要花费七八万美元。要支付这么多的钱去攻读学位，为什么不去一个好一点儿的学校？而对于理工科和文科的学员，包凡一的任务就是帮助那些ＧＲＥ成绩不是很理想的同学，指导他们写作，在学术能力方面提升自己，从而进入美国大学并拿到奖学金。

　　寻找每个人身上的unique是包凡一的绝活儿。一般他会从三方面入手：首先，把学员描绘成一个可爱的人；其次做到让别人欣赏（appreciable）他；再次是让别人尊敬（respectable）他。说到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个美国人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别人大学读了四年，我读了六年，而且我的成绩单上很多都是不及格。但是你看看我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成为街头的流氓或没有精神崩溃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了。我是一个越南难民家的长子，我们坐船来美国寻找梦想，但我们没有找到梦想。有一次万恶的房东因我家暂时交不起房租把我的一家人赶了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露宿街头，而第二天我还要参加期末考试。试想一下，期末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还露宿街头，我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独特，但这样写，学校自然也就对他的大学成绩没有过高的要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独特型就是要取长补短。

　　再比如说美德，勤奋是中华传统美德，所以有的学生在申请材料中就写每天学习１２个小时，但实际上勤奋在美国人的眼中不是什么美德，在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德是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极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能认清自己的特点并把自己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等。所以这是美国商学院选择学生的着眼点，也是美国社会评估人才的标准。

　　这就是包凡一的写作技法，不仅教写作技巧，而且从美国学校选才的角度来帮助、启发学生理解美国社会看待人才的衡量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申请材料的过程也是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很多学生在来到新东方写作中心之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经过包凡一的分析、启发和点拨，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写完申请材料后，会很自然地明白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从而在进入美国大学后，自觉地向更有益于自己的方向努力。

十年体会：从西方到东方

　　提起新东方，作为元老之一，包凡一的目光深切而凝重。

　　在他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东方学校已不再是那个以出国考试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新东方更应该成为那些不出国的人们学习英语的地方。他分析道，事实上出国考试培训占新东方的业务比重正逐年缩小，与基础英语相比，出国培训只占很小的份额。“为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使我国人民具备国际眼光，掌握交流的工具作贡献，这才是新东方学校和新东方教育集团更长远、更崇高的目标。”

　　作为俞敏洪大学同班同学甚至是上铺的兄弟，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包凡一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异国的土地上苦苦奋斗着。此时此刻的他，回首这段岁月的时候评价道，“俞敏洪在国内获得的是一种社会技能，我们在国外获得的更多的是一种求生技能，所以相比较而言，我们这些出国的人，显得总是要单薄一些。”

　　包凡一在“通用”的时候做的是具体的技术工作，新东方是他第一次接触市场的地方，并且第一次有机会把所学到的知识直接运用到商业运作中去，第一次有机会领导一个团队，为顾客服务，为提供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共同努力……来到新东方以后，包凡一的工作涉及到咨询、翻译、写作、教学和管理，他所参与的教学也包含了各种层次和多种内容，用自己的话说，“成了地地道道的万金油，从一个书呆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组织能力以及市场判断和运作能力的部门领导”。采访中，谦逊的包凡一一直说这是他终生的荣幸，也是自己比许多知识分子幸运的地方。

　　谈工作，谈事业，可他还是不习惯于谈自己。他总是说每个人都有多重角色，比如说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比如说在工作中是作为领导还是作为下属，而在家庭中要作为一个儿子一个兄长，再加上做丈夫作父母，角色的转换频繁复杂，所以要谈自己，到底是谈哪种定位下的自己，这太难。他说：“我不是一个演员，所以不太习惯于谈自己。你可以问我具体的问题，当然问题最好随意一些，我比较反感刻意做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不正常。”

　　于是，采访就只能以“无主题”继续，从对包凡一影响深远的北大生涯投石问路，窥一段他的心路。出乎意料地，包凡一坦言自己在大学读书时缺乏一种技能，但并不为此而后悔。就英语学习而言，北外学生一直比较注重口语，而当时的北大英语系则开了两年的文艺理论，虽然这占用了北大学生们练口语的时间，使他们的英语技能会受影响，但是接触面和视野却开阔了不少。

　　大学时候的包凡一经常旷课，这不是因为他不勤奋，他只是不太看重实际的分数。旷课的时候包凡一经常去图书馆，在课外经常进行大量的英文阅读，到现在，包凡一看英文的速度几乎和中文没什么区别，而这种能力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包凡一的自身素质。

　　九十年代的学生，学习目的可能就实际了很多，有些学生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背ＧＲＥ单词，包凡一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人学习的动力更应该基于对知识的追求。比方说他自己，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看些哲学书，因为都是英文，许多看不懂的地方只好借助词典，结果最后差不多所有时间都花在查词典上。兴趣满足的同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英语，而这种不带功利色彩的学习，才能算是真正的在学习语言。在他看来，英语学习的动力不外两种：一个是考试的动力，因为出国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带着功利性地苦学一年，也就可以参加考试了；另一种是以知识为推动力，通过英语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显而易见，包凡一推崇后一种。

　　至于到底要不要出国，这是很多人为之两难的困惑。包凡一在国外的深刻体会是，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掌握一门技能。出国留学让他身上浮躁的学生气少了，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就像现在，包凡一不光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还必须为同事的生存而奋斗。而用他自己的话说，出国最大的收获在于“以前是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出国后有机会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当他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国的处境不怎么好，比在国内所感受的要严峻得多。国外的就业形势就更严峻了，每找一份工作，都要具备比本地人更高的才干，工作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在包凡一看来，一个人能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工作中赢得同事们的认可和好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