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以前，季羡林先生95岁华诞，总理都去301慰问。在电视上看老先生气色还不错，真希望他老人家寿比南山了。

　　在北大英语系当学生的时候，外语学院尚未成立，英语、西语、东语、俄语各立山头。但“天下学外语的是一家”，几个语言系不仅公共课一起上，连踢个球也搞个“语言联队”啥的，即使这样，也避免不了被物理化学或者生物这种充斥着荷尔蒙过剩的男生大系灌个6：0。

　　季老先生那个时候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们上课时，老师经常说，东语系有个国宝级的专家，他懂一门没多少人懂得语言叫sanskrit(按wikipedia的说法，只有6106人作为第一语言(1981年普查) 194433人作为第二语言(1961年普查)）。这话极大地刺激了大家学好自己的专业——英语的决心，英语，全世界有好几亿人说呢。

　　90年代初的北大，远没有现在这样成为大众传媒的焦点，而搞学术研究也没有现在这种曝光率。这反倒让我们在校园里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大家，毕竟，他们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忙。

　　90年代初的北大，也是学生社团蓬勃兴起的时候，后来著名的爱心社，山鹰社似乎都在那时成立。随着小平南巡的号角，北大的南墙也被推倒来建铺面，而学校里学生社团更是紧跟深化改革的春风，大搞各种活动。一时间海报满天飞。印象最深刻的是各路英语学习社团打着“观摩英语听力”的旗号，开始在电教占教室，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能》之类的片子，每人收费2元，观者甚众。

　　活动多了，有的社团薄弱的组织能力就被暴露出来。记得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某社团请了季老在办公楼礼堂作讲座，题目无外乎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比较之类。北大办公楼礼堂，古色古香，不少影视作品都借此重现过一些个历史场景。 那天我去的挺早，占了前面的位子。离讲座开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季老到了，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台上，看了看底下的同学，就准备开始了。可是这个时候，讲座的组织社团才突然发现，并没有准备话筒和扩音设备。办公楼礼堂，上下两层，一层就能坐几百人，让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扯着嗓子喊，这简直是mission impossible.社团的头头顿时慌了手脚，快步冲上台，在季老耳边低语几句，估计是请老先生稍等片刻，自己返身冲去搞设备了。底下的听众开始骚动，我仰头看了看季老，只见他依然沉静地站在那里，两手垂着，没有一丝的焦躁、不安、甚至无奈。过了5分钟，话筒依然没有拿来，有的同学眼看讲座要泡汤，便开始退场，场面更加嘈杂。季老依然站在那里，那么沉静，自然，放松。突然，他说了句什么，全场立刻安静了下来。季老的声音非常洪亮：“鲁迅有本小说的名字叫《示众》，看来今天我是来这里示众的”，全场一片哄笑，他随后又让大家不要着急，耐心再等一会。台下的人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那场讲座讲了什么，甚至讲了没讲，我现在已完全不记得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一个喧嚣的会场，古色古香的讲堂，和一个沉静如水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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